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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碧海暮宿蒼梧

知识之败 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 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日志

 
 

【资料】明朝的一些制度资料籍.[F]  

2010-09-12 22:00:09|  分类: 科普資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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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①.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养望制度;②.明十段锦法③. 明一条鞭法


  • 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养望制度

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或代替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

从制度上讲,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获信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明代科举人才的翰林院经历,确使翰林官积累了相当的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自律砥砺,深蕴厚积,渐趋成熟,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明代高层政治人才多出自翰林院已是毋庸置疑。《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要视翰林院为“储相之所”。正因为如此,明代内阁阁臣始终能够保持其纯正的科举精英的出身,并经过翰林院的历练与积累。

除了入阁为相之外,翰林在明代政坛还有十分广泛的舞台。明代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实任科道的情况颇多,庶吉士散馆之后,科道官是未得留馆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而翰林学士在外转为官诸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优势,部分由皇帝亲擢为行省长官,巡抚一省;多数出任州县地方官,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翰林官还作为科考官,主持、监督各地各级的科举考试,积极参与朝廷的人才选拔工作。

由此可见,明代翰林院远非普通的文职机构。作为国家重要的育才、储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颇为赞许,认为明代进士进入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他方面也多有优长,是朝廷着意培植的人才。

然而,不可讳言,明代翰林院在人才的培植上也不乏消极的一面。首先,明代阁臣很多都有翰林的出身和经历,由于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同乡、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阁臣的翰林院经历本是为培养其辅政能力,使其能在入阁后就能担起辅弼之任,但却也使其过早地沾染了官场的习气,拉帮结派,甚至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其次,翰林官久滞翰苑,熟读经史,工于诗文,能圆满地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种问题,但缺乏广泛接触社会实际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对于全国性政务、基层社会问题没有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在入阁后,仅凭以往的旧例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又不调查研究,依赖于长官意志,无法承担政治中枢的重任。这些不能不说是翰林院制度的极大缺陷,这一缺陷不仅限制了明代内阁等部门更为积极有效地进行政治管理和国家治理,而且给整个官僚阶层、政治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种得与失,不能不让读史者深思。

作者:西贝


  • 明十段锦法

明代中叶在江南地区实行的赋役改革。全名为十段锦册法,又名十段册法、十段田法、十段丁田、十段粮米、十段均徭、均徭提编、均平提编或提编,名称因地而异,始行于福建,有确切记载的是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邵武知府盛颙所进行的改革。嘉靖四十四年(1565)推行于江南。一条鞭法行后渐废,惟云南一直延续到万历朝。这一改革对稳定封建秩序,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影响。

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土地兼并剧烈,里甲之间户等相同而贫富悬殊,兼以官绅优免,在赋役方面出现丁粮多者役轻,丁粮少者役重的现象,贫苦民户力不能支,每每破产逃亡。地方官府因此而推行十段锦法,以整顿役法,改革均徭,并清理田赋。其法仍保持明初轮役制,只是在编审之时打破以户为编审单位的界限,而将一州一县应役丁粮分作十段(间有分为五段者),每段丁粮(田)大致相等。一州一县之均徭里甲等役,逐年按段编派,每十年一轮。各府、州、县在具体执行上也有区别,福建按原额丁粮分作十段,江苏常州府将一县田地分作十段,浙江衢州将各县粮米均作十段,云南各州县按丁田分作十段。编审之年,有的将田折丁,但更多的是将丁折田核算。应役之年,将全县银力两差共需银额,编派于一县之丁田,以应力役。轮役之年,此段有余则留供下段;此段不足则预从下段补足。以此法编审徭役虽人田并计,丁粮兼派,但尤重于田粮,人丁之负担较轻,已具有摊丁入地因素。因各地丁粮、丁田折率不同,人丁徭役负担也有差异。如邵武府各县每丁折粮一石,人丁负担约占全部徭役的20%;武进县(今江苏常州)每丁折田一亩,人丁负担占全部徭役的8.5%。在力差改折银两及按丁粮分别编征徭银方面,十段锦的编审方法与一条鞭法略同,只是尚未与田赋合并征收。


  • 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一条鞭法改革
  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差徭和田赋
  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但除少数府州县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丁还须承担多寡不等的役银,清代实行摊丁入地后,这一过渡才最终完成。


一条鞭法的实行
  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据隆庆四年(1570)户部奏:江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各项差徭,通计一岁共用银若干,照依丁粮两项编派,有丁无粮者作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此经批准“著为定例”。可见“量地计丁”是当时编征役银的基本原则。

 
特征
  一条鞭法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有的固定丁粮编征的比例,如南直隶江宁、庐州、安庆等府,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和新野等县役银按“丁一粮三”比例编征,陕西白水县役银按“丁六粮四”比例编征;有的固定民每丁、粮每石或地每亩摊征的银额,如江苏嘉定县每丁摊征役银一分、每亩摊征役银七厘七毫,浙江余姚县每丁摊征役银五分、每亩摊征役银四厘,山东曹县每丁摊征役银七分二厘、每大亩摊征役银七分一厘;也有将役银全部摊派于地亩的,如广东始兴县每粮一石带征丁银二钱六分,山东鱼台县将役银均派于税粮。就役银由户丁摊入地亩的比例而言,除明代晚期少数地区将役银全部摊入地亩,户丁不再负担役银者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①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②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③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

 

历史推行
  早在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1457~1464)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1465~1487)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1488~1505)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是从嘉靖九年(1530)开始的。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万历初首铺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1582)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1628~1644)才开始实行。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


历史意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明一代,一条鞭法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已实行的地区,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更立小条鞭,火耗之外复加秤头;更严重的是藉一条鞭法实行加赋,有的地区条鞭原额每亩税银五分,崇祯年间为了抗击清军有的加至一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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