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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碧海暮宿蒼梧

知识之败 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 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日志

 
 

【资料】明朝的一些制度资料籍.[B]  

2010-09-09 22:37:42|  分类: 科普資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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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①.明代十三布政使司;②.明朝的内阁制;③.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


  • 明代十三布政使司 (附有:明代的行政区)

明代直辖地区的省级行政机构和区划。明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仅主管民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遇大事由三司会商。为防止布政使司长官专权,每一布政使司又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明布政使司的职掌虽与元行省有差异,但作为行政区划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习惯上仍称布政使司为省。俗称为藩司,代称为薇垣;布政使则俗称为方伯。有明一代,除京师、南京(见明都城)外,计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此即两京(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为明直辖地区的行政区划。

明代在改元行省为布政使司的过程中,除元岭北行省大部分不在境内、辽阳行省分属奴儿干都司及山东布政使司境的辽东都司外,京师和山东、山西二布政使司析自元中书省,南京为元河南行省(今皖北、苏北)与江浙行省(今皖南、苏南及上海市),广东布政使司为元江西行省(今广东大部)与湖广行省(今广西钦州、合浦地区及广东留州半岛和海南岛),陕西布政使司为元陕西、甘肃(今甘肃嘉峪关以东部分)两行省地;四川布政使司并入部分元云南行省(今四川大凉山以西及金沙江以西、以北地),湖广布政使司并入了元河南行省(今桐柏山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大部),两广部分已析出,但仍习称湖广;浙江布政使司大部为元江浙行省;贵州布政使司则为析云南、四川、湖广三布政使司邻境地置。其他各布政使司的名称、辖境与元行省大致相同(见行中书省)。明代的布政使司是元代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设置较元朝合理,它奠定了清代以来内地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

明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使司辖境大致相同,但略有参差,有相互约制之意。如颍州(今安徽阜阳)隶南京凤阳府,而颍州卫属河南都司;夔州府(今四川奉节)隶四川,而瞿塘卫(治今奉节)属湖广都司;磁州(今河北磁县)隶京师,而磁州千户所属山西部司等皆是。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和土府州县及部分土司,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初有一百三十七府、十三军民府、一百九十九州、一千一百四十九县、八土府、四十六土州、七土县及八宣慰司、五宣抚司、七安抚司、一百一十六长官司、一卫军民指挥使。另有布政使司佐理官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或节制一或数府州,称分守道。各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均因事而设,员额不等,京师、南京不设布政使司,无参政、参议,境内各道由邻省布政使司带管。

明布政使司虽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但自中叶以后,各地遍设总督、巡抚,布政使司需受其节制,地位下降。


附有:明代的行政区

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区划。明朝建立后,大体继承元代行省以下有路、府、州、县之制,但有所改革,取消了路的建制,仅设府、州、县三级,较元代为简化。

府上隶于京师或布政使司,下辖州、县,为地方二级行政机构和区划。边远地区以府兼辖军户者,称军民府,其地位高于府,其中部分为土府(见土府州县)。两京及各布政使司,一般分别设数府或十余府。州有直隶州和属州两种。直隶州上隶于京师或各布政使司,地位视府;属州上隶于府,地位视县,但多数属州也领有县,实际介于府与县之间。直隶州和属州或下领县,或不领县。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共有直隶州二十余个(不包括土职),辖境一般较府为小。属州每府数量不一,大致为一至六个,不少府无属州。个别州隶于都指挥使司,如辽东都司原主要安置内属女真人的安乐(今辽宁开原)、自在(今辽宁辽阳)两州。县上隶于府、直隶州或属州,每府辖数县至二十余县不等(包括属州所领县),领县的直隶州或属州,则一般每州辖一县或五、六县。西南地区有一部分府州还辖有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府、州、县除上属布政使司外,又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派遣机构分守、分巡、整饬兵备道的节制。

明代以纳粮数量为标准确定府州县的等级。洪武六年(1373)规定,纳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县也有三等,吴元年(1367)规定,纳粮十万石以上为上县,六万石以下为中县,三万石以下为下县。府州县主管长官为知府、知州、知县。此称始于明,清沿用。

有明一代,府州县置废变动频繁,其数量各书记载不一,据《大明会典》载,万历初有一百三十六府、十一军民府、二百州、一千一百五十八县(不包括土府州县)。


  • 明朝的内阁制

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 公元1402年,大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制,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大明永乐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制就应运而生。

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大明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大明永乐帝实际上是明朝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朝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内阁中人才济济,只要给予内阁权力,皇帝再怎么萧洒都无所谓(如隆庆帝和英国女王);而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如大明崇祯十七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误国! 大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把权力全部抓在自已手中,因此专制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以前,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皇帝的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大明宣宗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明朝的内阁就设在文渊阁。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内阁首相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英国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 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

       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问题少有学者涉及。就笔者所见,仅黄彰健先生等数位学者曾经论及此问题,然似未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1]此问题虽属小而又小者,然实关一代制度之起始,不可不辨,故缀为小文以见之。谬误之处,敬请赐教。

明成祖始建内阁之位置

建文四年,明成祖夺得天下。为巩固政权,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建立内阁是其一个中心步骤。我们先看看有关正史的记载。万历《明会典·翰林院》(卷211)云:

 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后渐升至学士及大学士。

《明史·职官一》(卷72)说:

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

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同书《职官二》(卷73)记:

 其年(建文四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简用无定员,谓之内阁。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同书《本纪第五》(卷5)又记:

(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这是明清两代官修史书对成祖建置内阁时的记载,对内阁的得名、位置都作出了明确的记录。内阁等于文渊阁,内阁的位置在文渊阁中,似乎是明清时人的共识,大抵为现当代治史者沿袭下来。[2]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当时明人的文集时,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这些明初文集中,王直的《抑庵文(后)集》最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明史·王直传》(卷169)云:“直幼而端重,家贫力学。举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帝善其文,召入内阁,俾属草。寻授修撰。历事仁宗、宣宗,累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礼部侍郎,学士如故。五年出涖部事,尚书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处之若素习者。”王直在内阁者几三十年,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其对内阁规制应当十分熟悉。我们再看看他的记述。《抑庵文后集》云:

永乐初,太宗皇帝锐意文艺之事,诏求天下善书者,得朱晖等若干人,辟文渊阁处之,尽出法书名帖,俾增益所未至,盖欲追古人而过之也。晖字庭晖,后复姓蒋氏,即郎中也。其书法率更清劲温润,众皆让其能。上常取诸人书亲阅而次第之,庭晖必在甲乙之选,每蒙称奖,受赐赉。遂选入内阁,凡制诰典册及诸密务,皆命之书。庭晖勤慎端确,未尝有漏言,亦未尝有矜色。先生长者莫不爱重之。予时为翰林庶吉士,读书禁中,得与庭晖相往来,其意甚相厚也。[3]

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成祖设置的内阁与众人在一起读书的文渊阁不在一处,其机密性是很高的,故蒋庭晖以性端重而得长者赏识,这儿的先生长者无疑包括阁臣杨士奇等人。此时,王直正“读书禁中”,即读书文渊阁。要等两年以后,王直才被选入内阁。《抑庵文集》记:

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进士选入翰林,俾尽读中秘书,学古为文词。而公(杨荣)已在内阁,典辞令,职论思。所与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后二年,直再被选拔,得从诸公后。诸公不以直为愚,而皆辱教焉。[4]

柴兰庭芳,余姚故家也。永乐甲申,予与其叔父广敬同登进士第,同被选择入翰林。广敬清淳简重,文行之美,众皆推让之。而又通古文字,其学得于赵撝谦先生,论议精博,尤非他所能及。当时谓可以当上意者,广敬在甲乙之数,而与予四五人者同选入内阁。广敬乃以病告。未几,而广敬卒矣。[5]

是直入内阁在永乐四年,其时入选者四五人。王直入文渊阁读书,与在内阁的杨荣还有隔阂,只有在他也被选入内阁后才可以说“得从诸公后”,有了一层亲密的关系。在《抑庵文集》中,还有一处更为明了的记述:

右七言近体诗一章,前翰林侍读兼右春坊右赞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赋以呈内阁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广,字光大。杨公,建安人,名荣,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亲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与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时辈争传诵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东角门内,故谓之内阁,常人所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梁先生辈处之。虽地位相悬,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娱,则无间也。……盖广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万岁山顶,当时极为华丽。太宗皇帝在潜邸时,去其甚者而存之,以为殷鉴,未尝增饰。恭俭之德,比隆尧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实从,尝特奉诏纵览焉。胡公有五言近体诗十首,诸公皆属和,梁公此诗犹有羡慕之意。[6]    

从文意上看,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内阁和文渊阁当是指在成祖第一次北巡前的情况。杨荣等三人从成祖北巡而得览北京的广寒之景,故而梁用之氏所作诸诗对此“犹有羡慕之意”。这里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内阁的位置在东角门之内,而文渊阁在东角门之外;二是内阁的得名正是由于它“在东角门之内”的独特位置,属于宥密之地,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的。由于前面所揭示的背景,王直的这种说法是值得重视的。王直在另一处也明白记载: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为编修。时方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及公(杨士奇)七人处其中,典机密。寻升侍讲。[7]

以上是从王直的文集里找出的证据,是不是有所局限?并不如此。我们可以从与王直同时的明人文章中得到一些证实。杨士奇《御书阁颂·序》说: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擢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车驾屡赐临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趋阁治职事,莫(暮)乃出。七人者,士奇与焉。[8]

成祖建立内阁,杨士奇是被任命的阁臣之一。他说内阁在“奉天门内”,与王直所言“东角门之内”的方位是一致的。这个在“奉天门内”的内阁应该区别于文渊阁。据明宣宗《文渊阁铭》云:“我太祖高皇帝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置大学士员,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9]文渊阁在“奉天门之东”,`即在奉天门外,与内阁在“奉天门之内”是不一样的。几者的位置关系可以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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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内阁位置的变迁

 

那么,内阁又怎么与文渊阁混淆了呢?这与内阁位置的变迁有关。下面就仍以明初文集为例来考察明初内阁位置的变化。

永乐七年,成祖第一次北巡。文臣十余人扈从,其中阁臣三人,即杨荣、胡广和金幼孜。尽管阁臣杨士奇、黄淮两人与蹇义、金忠辅导皇太子监国京师,而实际上的权力中心还是北巡的成祖及杨、金、胡三人组成的临时顾问班子。我们可以将杨、金、胡三人的当直之所看成新的内阁所在。金幼孜有诗《和答庶吉士杨之宜就柬宗豫大学士士奇谕德及翰林诸同志》,其五云:

日射天门乌乱啼,朝回祇在掖垣西。玉堂视草回鸾驭,内苑看花散马蹄。
太液波光临阙近,西山云气入帘低。欲知别后承恩好,时有天香满袖携。[10]
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可以由第八首推定出来,即在扈从北巡的当年。其八有云:“扈跸叨陪侍从臣,后车宁敢附麒麟。三春跋涉秦淮道,万里经行析木津。薄宦十年违梓里,丹心此日系枫宸。南来冠盖多如雨,欲赋长杨愧后尘。”《明史·金幼孜传》(卷147)记金幼孜是“建文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则建文二年至永乐七年恰为十年,亦即金的“薄宦十年”。金在第五首诗里描写的正是阁臣退朝到当直之所视草的情形,皇帝还像以前一样常常驾幸其地。这里说出了新的当直之所的方位在行在北京宫殿里的西边,临太液池。这与南京内阁的方位是不一样的。此时胡广也有组诗《次杨之宜见寄兼柬黄学士杨谕德》,其六亦云“上苑流莺绕树啼,朝回缓步掖垣西。”[11]直舍方位与金幼孜所咏一致。

黄彰健认为永乐七年北巡时的阁臣直舍在禁城之东,与南京的内阁直舍在东角门之内的方位相合。[12]他的依据是金幼孜的一首《中秋宴集和答胡学士》(《金文靖集》卷4):

直舍西头俯禁城,卷帘坐待月华明。诗题彩笔夸先就,酒注银瓶劝满倾。
蟾桂风清微有影,金茎露下不闻声。北来此会应难得,且共酣歌咏太平。

笔者同意黄氏关于此诗写作时间的说明,即作于第一次扈从之时。但笔者对“直舍西头俯禁城”一句的理解恰恰相反,即它不是直舍位于禁城之东的证据,而是直舍位置在禁城之西的证据。这句话的出发点不在于诗人的视角,而是高大的禁城城墙对矮小的直舍的关系,即“俯禁城”应是一种倒装。若直舍在东,它的西边是宫中诸殿,很难形成整个禁城的概念;而四合的宫墙则有这种效果。

当然,直舍为什么由南京的东边转到行在的西边,原因不明。笔者想也许是行在狭小,难以规划的缘故吧。当时的直舍还是十分简陋。永乐中期,成祖在北京宫殿西边正式建立一座新的内阁。时人多咏其事。胡俨有《次韵胡学士内阁新成》其一云:

玉堂新辟禁垣西,苑树阴阴秀色齐。观阙日长宫漏静,蓬莱天近彩云低。
编摩十载紬金匮,出入常时候土圭。粉署清幽花影转,娇莺自在向人啼。[13]

金幼孜也有《内阁新成次大学士胡公韵》组诗,其一有“秘阁新开紫禁西,高甍辉映与云齐”之句。[14]这时胡广寄诗慰问在南京生病的杨士奇,杨有和诗十首,分成两组刊于杨的集子里。《胡学士在北京闻予病,寄诗慰问,次韵奉酬》(七首)云:

玉堂新署绿阴凉,日想承宣近御床。班马雄词真特达,唐虞化日正舒长。(其一)
头白目昏过五十,不禁四体病交攻。君恩未有涓埃报,却怪书来感叹同。(其四)[15]

又《答胡学士(胡学士在北京闻余病,寄诗慰问,依韵奉答。十首之三首)》云:

卧病幽居况独居,愁来何物可消除。一箴远寄千金重,赖有文渊学士书。(其一)[16]       

胡广于永乐十四年四月进文渊阁大学士,卒于十六年五月。(《明史·胡广传》)杨士奇卒与于正统九年,年八十,则永乐十三年他刚及五十岁。此组诗作于十四年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十五年北京就开始兴建新的宫殿了,要统一规划建置,不太可能从事这种单建内阁的工作。再者,十四年杨士奇为五十一岁,与“头白目昏过五十”是相合的。这年九月成祖南还京师,次年三月再一次北巡,其时北京的兴建工程已经正式开始。杨诗中的“玉堂新署”当是十四年四月以后九月以前新建的北京内阁,位于北京禁城内西边,与此前简陋直舍的方位一致。

永乐十九年,北京宫殿成,成祖宣布迁都北京。此次北京的兴建是完全按照南京宫殿的规格来的。文渊阁仍建于奉天门之东,位于文华殿南面。大概这时内阁就迁到文渊阁了。这可以从下面一件史实中看出来:

(永乐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夜,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火势猛烈,而奉天门东庑切近秘阁。公(杨荣)奋身直入,麾卫士三百人,将御书图籍并积岁制敕文书舁至东华门河次。……太宗皇帝嘉之,赐银酒锺古铜器各一事,钞千锭。[17]  

《明史·杨荣传》(卷148)亦记其事:

明年定都北京。会三殿灾,荣麾卫士出图籍制诰,舁东华门外。

从上引诸人诗文来看,永乐时以阁臣典内外制,制诰图籍当属内阁所处。此处“秘阁”当指奉天门之东的文渊阁,而东阁靠近左顺门,在文渊之东,与奉天门隔得较远。

对于内阁重新建于宫殿之东,亦有咏其事者。曾棨有《东华门内新馆初成入直有作》云:

东华楼观郁岧峣,高阁新成抗碧霄。秘府图书金作匮,御沟流水玉为桥。
草分碧色承殷辂,鸟弄歌声和舜韶。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18]

明初文渊阁为藏书之所,见宣宗《文渊阁铭》及永乐十九年北京宫殿成时大臣们所作诸赋。曾棨此诗言“秘府图书”,又言“东华门内新馆”,则此新馆当为新建的文渊阁无疑。王绂《和曾侍讲题新建秘阁韵》有句云“帝城东望势岧峣,阿阁新成逼九霄。玉署近临清琐闼,粉垣新映赤阑桥。”[19]金幼孜亦有《和子啓曾侍讲敕建内阁之作》一诗。[20]此皆其时之作,可见此时内阁的方位已与文渊阁相合。

宣宗屡屡临视文渊阁,一时传为美谈。[21]相对于后来皇帝与阁臣的隔膜而言,宣宗的这种做法是突出的,但其实这与永乐时成祖临幸内阁的习惯是一致的,不值如此美化。杨荣有《驾幸文渊阁谢表》云:

臣杨荣等兹者钦蒙圣驾临幸文渊阁,周视臣等寓直之所,特颁恩命,增益室宇,兼赐饮馔器用,周悉备至。圣恩广大,感戴惟深。谨上表称谢者。[22]  

此处杨荣就把文渊阁称为“臣等寓直之所”,可见内阁已经转到文渊阁了。洪、永时期的文渊阁既是翰林们所处之地,又是众多庶吉士读书的地方,断不能做到“常人所不能到”,其机密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此时内阁转到文渊阁里,先前并不深严的文渊阁就变得深严无比了。王鏊《震泽长语》卷上记道: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

此后,阁臣入直之所就基本上固定在文渊阁了。因此,人们在观念上就把入直内阁等同于入直文渊阁了,实没有想到明初内阁位置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嘉靖年间,阁臣曾一度到西苑当直。这是后话了。


两点补充

一、明代内阁初建时已经实有其名,实有其址

对于明初内阁的得名与地址,另有刘礼芳、王其榘两先生曾作过一番辨证。王认为永乐初解缙等人仅仅是翰林长官,是成祖的“代言”之臣,并没有“入直文渊阁”,而且其时也没有“内阁”之名。[23]刘认为成祖初建内阁时,其址也不在文渊阁,而是在“奉天殿侧成祖视朝后憩息的便殿”,并且“内阁”之名最早亦在洪熙宣德之际才开始出现,从宣德中后期开始,才被经常使用,成为内阁机构的专用名称。[24]从本文引述的资料来看,明代内阁初建时已经实有其名,实有其址。当时阁臣工作的惯常情形正如杨士奇《御书阁颂·序》所言,内阁诸臣早朝后退至阁中治事,一直工作到黄昏时才出来,而成祖则常常临幸其地。若说内阁在永乐时期是一个连名称都没有的机构,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本文所引资料是很不完全的,明朝初期的文集里还存在不少的诗文涉及这个问题。就资料的真实性而言,这些诗文要比后来史著中的论述更有说服力。

二、对“内阁”之名由来的补充说明

一般认为,内阁之名与地处“大内”、“内廷”有关。这是令人怀疑的。为什么当初明太祖不在建立文渊阁、东阁伊始就把文渊阁、东阁叫做“内阁”?可见内阁之得名恰恰由于它比这些馆阁拥有更为独特的因素:内阁比文渊阁、东阁更深入内廷。也就是说,阁臣比翰林官更为接近皇帝。在洪武年间,普通的翰林官都可以与闻机密,但到永乐时,只有出身于翰林的阁臣有此权力,而普通的翰林官则真正成为闲曹了。[25]这恰是成祖设置内阁的初衷,即建立一套自己可以随时召问的顾问班子。

对于“授餐大内”和“避宰相之名”,笔者是这样来看的。王鏊曾记载:

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覵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26]

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亦记载:

宣德间,三杨诸先生始置厨馔于阁之东偏。

由此可见,阁臣授餐大内是宣德时的事情了。那时,内阁已经是在文渊阁了。用此来比拟成祖初置内阁的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避宰相之名”,也是需要重新考虑的。内阁的形成实际上与明初翰林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确切地说,自皇帝到阁臣自身都认为他们属于翰林官,是传统的“词臣”之流。如杨士奇《恭题三朝赐诰命刻石后》云:

惟永乐十年,文臣得赐诰及封赠祖父母妻者,尚书八人,太子少师一人,翰林则内阁之臣五人,臣士奇与数焉。盖时甚重之也。[27]

杨士奇在此仍以翰林官员的身份自称的。这种看法的影响一直到正统七年还以翰林院公座之争明显表现出来了。[28]固然杨士奇等人在诗文里表现了“阁臣”的优越意识,但这仅仅是就其受知于皇帝这一点而言的,并不涉及内阁本身权力的崇高。《明史·职官一》(卷72)云:“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等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在这里点明了阁臣位卑权小的实际地位,恰恰是成祖的亲信才使得他们能参预国是。在当时的人们观念中,三杨等人只是一群受到皇帝亲信的翰林官员们而已。尽管这群入阁的翰林官与普通的翰林官在地位上已经有了区分,但这种观念使得成祖的做法与洪武时期的制度在表面上还是保持着一致的;成祖也不可能独树一格,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所以谈不上要避什么宰相之名。如果到了那一步,成祖岂不是欲盖弥彰,公然让人们想到违背《祖训》设立丞相之禁?再者,历史上的宰相制度少有直接以“宰相”命名者,一般都是以其权力系统为定位的,名称倒是在次位。如果说明初人们(尤其是成祖)仅仅靠避免出现一个本来就虚无的名称来掩盖一个立相的事实,也许是说不过去的。笔者认为,《明史》的说法大概只是明中叶以后人们的想象之词而已。

就以上所述,王直所言“内阁”得名的由来,即“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东角门内,故谓之内阁,常人所不能到”,要比众多史著中流行的说法来得真实和真切:它以独特的位置因素命名,明白直接,同时也似乎暗含着阁臣比普通翰林官更为接近皇帝的优越地位。

作者:徐卫东

注:本文收入《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注释:

[1]  论述最为精细者当属黄彰健《论明初的四辅官——并论明初殿阁大学士之设置及东宫官属之平驳诸司启事》一文,收入黄氏《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六年初版。笔者与黄先生的某些看法也不太一致,故仍草成此文。

[2] 可以参见李天佑《明代的内阁》,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徐连达《中国通史》第八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二章页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一章页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三章页80,人民出版社,1996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史大词典·明史卷》,页70“内阁”,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3]《赠蒋郎中致仕序》,《抑庵文后集》,卷11页9,四库全书本。

[4]《建安杨公文集序》,《抑庵文集》,卷6页34-35。

[5]《赠稽勋员外郎柴庭芳序》,《抑庵文后集》,卷8页47。

[6]《题梁先生诗后》,《抑庵文集》,卷13页5-6。

[7]《少师泰和杨公传》,《抑庵文集》,卷11页8。

[8]《明经世文编》,卷15页117。

[9] 黄瑜《双槐岁钞》,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

[10]《金文靖集》,卷4,四库全书本。

[11]《胡文穆公文集》,卷8,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8-29,齐鲁书社。

[12]黄氏前揭文,《明清史研究丛稿》,页102。

[13]《颐庵文选》,卷下,四库全书本。

[14]《金文靖集》,卷4。

[15]《东里诗集》,卷3,四库全书本。

[16]《东里续集》,卷60,四库全书本。

[17]江銕《杨公行实》,《文敏集》附录,四库全书本。

[18]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2,四库全书本。

[19]《王舍人诗集》,卷4,四库全书本。

[20]《金文靖集》,卷4。

[2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9页167-168,《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年。

[22]《文敏集》,卷8。

[23]《明代内阁制度史》,页30-53,中华书局,1989年。

[24]《关于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25]黄氏前揭文,《明清史研究丛稿》,页108。

[26]《震泽长语》,卷上,四库全书本。胡广有《内直次韵》云:“天门侍立已多时,内阁从容退食迟。”可见明初阁臣退食于外,实有其事。见《胡文穆公文集》,卷6。

[27]《明经世文编》,卷6页124。

[28]《明史·钱习礼传》卷152:“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习礼不设杨士奇、杨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闻。帝命具座。后遂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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