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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碧海暮宿蒼梧

知识之败 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 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日志

 
 

【现代】柯灵:《遥寄张爱玲》  

2012-01-29 14:49:14|  分类: 文學語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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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一九八○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沧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两次被日兵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礼拜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情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时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奥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伉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这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三十年骎骎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完稿于北京颐和园左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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