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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遊碧海暮宿蒼梧

知识之败 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 品节之败 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日志

 
 

【当代】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2012-05-16 16:00:55|  分类: 文海鉤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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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③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生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毬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九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道想了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嘛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闲不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待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⒀!”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

       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过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它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支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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