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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李埏:《<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2012-08-26 01:54:58|  分类: 史学丛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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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李埏

  【提要】《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季年,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它的产生当然首应归功于太史公的天才卓识,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时代的赐予。没有时代提供素材,那么太史公的如椽大笔也不可能写出《货殖列传》那样的瑰玮篇章。因此很有必要参看一下它的时代背景。

一、《货殖列传》所覆盖的年代

  《货殖列传》是一篇列叙人物的传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说,《货殖列传》写的是“布衣匹夫之人”,因此,其所列叙人物从事货殖之年就是它覆盖的时代。它列叙人物又是以那些人物的时间先后为序的,所以它的始、末年就是最早和最后见于“传”中者。

  这样说来,最早见于《货殖列传》中之人是齐国的太公望,那么《货殖列传》是不是始于西周之初呢?不是的。上引《太史公自序》就已明言选取人物的标准和范围是“布衣匹夫之人”,太公望不属于此。依此标准,不唯太公望不是首选的,管仲也不是。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曾制定有关货殖的政策和法规,但不是亲操货殖之业的人。计然也不是第一人。“计然”是一个人,还是一部书,尚未能决。(注:先师钱宾四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据晋人蔡谟之说,谓“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孙开泰君则力辩其为人名而非书名。)即令是一个人,那也只是个市场管理的理论家,而不是从事货殖之人。正式选取而为之立传的第一人是陶朱公,即范蠡。他曾为越王勾践的谋臣,但他从事货殖之始即已彻底抛弃官僚身份,“变名易姓”,转变为一“布衣匹夫之人”。此人当是《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为之立传的第一位货殖者。他离开勾践始事货殖之年,为公元前473年。

  《货殖列传》中名次亚于范蠡者为子贡。子贡为孔门高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少孔子31岁。假若依照《礼记》“二十而冠,始学礼”之说,那么他师事孔子之时,孔子已年逾知命,进入暮年了。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即勾践灭吴前6年,年73岁。这样,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初年,可能略早于范蠡去吴适齐之年。子贡和范蠡实为并世的货殖者。《货殖列传》的时代当是自他们始,模糊一点说,那就是公元前5世纪初叶。

  至于《货殖列传》时代止于何时,那是很明确的,止于汉武帝朝。太史公大约卒于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注:据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史记》成书当然在此之前。至于《货殖列传》于何年搁笔,不可考。鄙意以为它的内容可能止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告缗之时,说详后。杨可告缗结束了《货殖列传》的时代,要写已无可写的了。

  如此说来,《货殖列传》的时代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

二、《货殖列传》时代的特征

  这四百载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经济史上的时代,有些什么特征?下面试略述之。

  第一,这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充当革命的中军主力的是铁器,所以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恩格斯指出,“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3页。)他又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9页。)我国自来以农立国,就更是如此。铁器的革命作用当然表现于各行各业中,不只是农业,但以农业中为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说:“铁农具的出现,是农具史上的革命,也是耒、耜形制和使用上的革命。铁,使耒耜合一,由两种农具合为一种农具。”那就是犁。我在农活实践中认识到,铁犁质坚而重,能深入土中,人力小,难于牵引,必须配以更大的动力,乃便运作。牛,力大而驯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佳的役畜。因此,铁犁牛耕配套出现于史。上引何著第121页指出,“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发展。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使用,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春秋战国之际,很多森林、池沼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良田,各国人口大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耕牛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论断与实际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上述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有待于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为之先驱。不言而喻,铁犁之类的铁农具,农民是不能耕且为的,必须手工业提供,所以手工业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进步情况,治先秦史的学者多有共识。例如杨宽教授的《战国史》便言之綦详。秦汉,较之战国又更进一步,出现了许多民营手工业的大企业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选载的猗顿、郭纵、寡妇清、程郑……诸人便是。

  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时代不唯前古所无,即汉武帝以后千年之久也是不曾有的,因此可以说,上述农业、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第二,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分工发展。依照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在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1页,第163页。)这三次社会分工,在我国古代都已经发生。第一次的农牧分工,很早就已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分工:北边主要为牧区,黄河、长江等流域则为农业地区。第二次的农业和手工业分工也早已出现了。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千年左右,今甘肃的广河县齐家坪已有冶铜手工业。(注: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降及商周时代,青铜冶铸高精的技术令人惊叹。这样的手工业不和农业分工,不专业化,是无从进行的。不宁唯是,他如制漆、髤染、刺绣、陶冶……,也是有待于社会分工,方能善其事的。这些情况说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古人早已有之。但是为什么农业一直逗留在使用耒耜之类的木石工具阶段,迟迟未能同步发展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阻滞,政治制度的束缚。古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叫做工匠。工匠是完全由官府控制使用,没有人身的自由。奴隶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与外界隔绝。官府的作坊实质是一些牢狱。因此,他们以及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几乎与外部世界绝缘,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未能起到巨大影响。到了西周末造,王纲解纽,统治松驰,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民间蕴蓄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铁,也能冶铸了。从冶铸青铜器进到冶铸铁器要突破升高炉温的瓶颈难关,工匠也把它突破了。进入春秋以后,铁器逐渐流入农村,使农业生产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深化而扩大了。于是不能不导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城市手工业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农工之间,百工之间,都需要交换,所以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正如恩格斯说的,“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6页。)这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时代已经有所发展,到战国,也即是到《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时代之初,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商人,亦于此时形成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货殖列传》的“货殖”一词不仅指专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兼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家。以现今划分阶级的准则来说,那就是工商业者。《货殖列传》对我国古代第二、第三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分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作了很好的反映。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对当时的社会大分工有所论列。它首先指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有特产,钢铁则山出棋置。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但人民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方能获得。更引《周书》以明其重要,“《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屡不出收财匮少。’财匮少则而山泽不辟矣。”太史公最后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些话言简意赅,把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功能都包含进去了。“商而通之”就是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没有这一分工,没有商人任交换之事,那么农便不出,工虞商便乏其食;虞不出,则工无原料而乏其事;工不出则,农商虞无械器、无舟车而三宝绝了。在以上引文里,太史公用了一个“通”字和一个“绝”字,最能说明因分工而发生商品交换的关系。“通”是商品流通,“绝”是商品不流通。我们知道,产品一经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交换须货币,货币一旦作为交换之媒介,就成为商品流通。《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太史公自序》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读此,通绝之义就很明确了。对社会大分工和商品流通如此重视,阐释得如此明确,在我国古代史上,太史公是绝无而仅有的。

  第三,这是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时代。在封建社会中有两种经济形式:一是自然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迟缓,商品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附庸。进入春秋之后,才有较快的进展。到战国,发展加速,不久便附庸蔚为大国,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文景时期,发展达到最高点,我尝称之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专门论述商品经济史的著作。从这篇著作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商品经济之盛确乎是我国历史上鲜见的。下面试据《货殖列传》所述,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略作申解。

  这时期的商品生产从商品种类之多便可见其盛况。《货殖列传》一开篇指出的山西、山东、江西、北边的特产为数达30余种,“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些特产是作为商品的。因为只有经过交换,方能满足人民的喜好,因此这些特产的生产当是商品生产无疑。但这些特产许多还只是一些原材料,还须经过特殊的劳动分工,甚至许多的个别分工,方能制成可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商品。这样,商品的种类就很多了。

  《货殖列传》接下去在列叙人物的传记中,在论述可与千户侯相比的“素封”之家时,都提到许多商品。商品生产的种类为数更多。计有冶铁、制盐、采丹、采金、畜牧……数十种。这些生产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不仅有多种手工业的生产,而且有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货殖列传》中提及的这类生产全属民营;其产品主要是供民用。这种现象,春秋之前是看不到的。春秋后短短二三百年间就有如此景象,衡以中国古史进展的速度,其迅猛也是罕见的。

  再从商品流通方面看。商品流通不可没有货币和市场,这时期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属铸币刀、布、圆钱……取代贝币,在各地似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虽然刀、布、圆钱等还只是贱金属的铜质铸币,但从贝币进到铜币实是具有阶段性的一大跃进。大较言之,形似农具铲子的各种布币流行于魏、赵、韩三国地区;形似腰刀的各种刀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地区;似环的圆钱流行于东西两周及秦一带;似贝的铜贝流行于楚。这些铜币的铸造发行是不统一的。各国首都和许多地方的官府都在铸造发行,加以私铸,所以形制、单位重量多种多样。这说明商品流通遍及七国各地,对货币的需要量很大,铸造货币有厚利可图,所以人们竞相铸造。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货币也才统一。秦制虽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平常交换主要仍用铜钱。汉兴,循而不改。后来国家对货币的控制还逐渐放宽。至文帝时,竟放弃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权,“令民纵得自铸钱”。铜钱的数量多到无法估计,国库贮藏的铜钱多到“贯朽而不可校”,但是物价并不见腾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商品流通的数量是如何的庞大,商品经济遭逢它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下面,略说市场。假若我们把货币比作一群鲜鱼,那么市场就是它的池塘了。鲜鱼是不能生存于涸辙之中的,货币也不能没有市场。货币的发达标志市场的繁荣。这时期的市场与上述货币的发展相应,确是空前繁荣了。

  市场,依其规模的大小,可分为若干层级。最小者为农村集市,即《易经》所说的“日中为市”的那种市场。最大者为《货殖列传》所说的“都会”,这是战国时代兴起,至汉而日臻极盛的大市场。从这些市场的出现可以窥知当时商品经济的进展,所以关于都会的记载是很可宝贵的。《货殖列传》中的都会计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此外,虽未称为都会,但也是大市场的名城,如长安、洛阳;还有转运枢纽、商品集散中权的市场,如杨、平杨、陈、温、轵等。若参以它书所载,则还不止此,兹不备举。这里只是据以说明商品经济之盛而已。

  第四,这时代是平民走到历史前台,创造历史的伟大时代。《货殖列传》的最大特点是平民的历史,平民是它的主人公。《太史公自序》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由此可见,太史公选取什么人入传的第一个标准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贵族官僚之辈。它开头提到太公望、管仲、勾践,并不是为之立传,只是举例说明货殖可以富国而已。计然也不是从事货殖的人,只是借用他的理论说明市场规律。正式入传的人物当自范蠡始。那些入传的人,若不遇伟大的、富于人民性的良史太史公,那么早已和草木同朽,哪能著名竹帛,垂于后世呢。太史公生当这个时代之末,目击时代帷幕的急遽降落,对这个时代是亲见亲闻的。这个时代赖有太史公而不泯灭,太史公赖生值这个时代而能成其名著。这真是旷世少有的机遇!

  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动。突出的现象是西周建立的等级秩序日愈动摇混乱,到战国则完全破坏了。等级制度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制度,《共产党宣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72页。)列宁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级都是“等级的阶级”。(注:《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脊梁,一旦遭破坏,整个社会便要发生激烈的动荡。西周之世,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各自所属的等级里,不能越出半步。到春秋,形势丕变。所谓“王纲解纽”、“王制大坏”、“礼法失坠”、“君不君,臣不臣”……说的都是等级旧制的破坏。在这以前,农民终年在田野劳动,“死徙勿出乡”,世世代代被封闭在井田之中;“工商食官”,“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只能为官府工作,人民群众完全被束缚在等级制度的栏栊中。不宁唯是,就是贵族、国人也只能生活在他们的等级里。谁要是超越他的等级特权,那就是“越礼犯分”,绝对不容许的。现在,周制动摇、破坏了,人民群众可以越出栏栊,走到外部世界了。他们蕴藏着的伟大力量也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来。到战国后期,其杰出人物纷纷走到历史的前台,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名剧。在政治上,平民为天子,为王侯、布衣卿相;在学术文化上,诸子辈出,万家争鸣;在经济上,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在伟大的历史杰作《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有记述他们业绩的篇章。由此可见,《货殖列传》之为时代产物,绝非偶然。

三、《货殖列传》时代的终了

  前面说过,《货殖列传》的内容可能只写到杨可告缗之时。为什么这样假定呢?原因是杨可靠缗之后已无可写了。杨可告缗是武帝朝的一件大事。其始末具见《史记·平准书》。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复行算缗令,对贾人末作等征收财产税,其内容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5年后,命杨可主持告缗事,结果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年轻的商人阶级怎么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中家以上都大率破产了,哪里还有“与千户侯等”、“与王者同乐”的“素封”之家?太史公即令享年更永,也没有可写的了,怎么能不搁笔呢?

  还有,武帝朝对盐铁铸钱的营造之权完全收归国有,这也沉重地打击了商人阶级。《史记·平准书》写道: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

  稍后,又收五铢钱的铸造发行归国有。《平准书》说:

  “……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有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jiān姦乃盗为之。”

  煮盐、冶铁、铸钱是产生富商大贾的三大源泉。现在归于国有,这就从另一方面打击了商人阶级。此外,又施行均输平准之法,由官府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并控制物价。这样一来,商贾致富之路都堵塞了,不可能再产生像《货殖列传》里所述的那些富商大贾了。班固《汉书》也有《货殖传》。其前部分人物全录《史记·货殖列传》之文,以后便空无一人,直到汉季年才有少许。可见商人阶级是多么萧条了。

  现在要指出,从武帝方面说,他是胜利了,为什么他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其契机何在?这里只说一点,就是他用商贾去打击商贾。《平准书》说: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这是在朝中,其在郡县,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人最懂得商人的窍要。用商人去打击商人自然能中其要害,置之于死地。武帝的手段是最巧妙,最成功的。马克思有一段话对我们如何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很有启发。他说:

  “……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资本论》第3卷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79页。)

  汉武帝不正是这样吗?《货殖列传》时代的帷幕就由他拉下了。

原载《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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