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荣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
庄子的人生哲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全生保身；二是在此基础上达到心灵的自在逍遥。
1、保身全生
在《达生》篇，庄子借“饿虎食单豹”、“张毅病热而死”的事例，主张养生要“内”、“外”并治。
先说“外”。庄子认为人处于乱世之中，“仅免于刑”，故不可见用于世，而应“以无用为大用”，即隐姓埋名，以避世害。庄子的这一观点，基于他对世事的洞察。庄子看到了自然界中“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也看到当世乃处于“昏上乱相之间”，士人贫惫，难以有所作为，欲见用于世则不免被戕害，所以他不应楚王之召，“宁生而曳尾于途中”，宁愿过着清贫而艰苦的生活。只看到庄子主张无用，而看不到庄子提出这一主张的境域而把庄子视为悲观的消极主义者，是对庄子的误解。中国古代先贤所言往往是依存于一定的境域的，剥离了其言说的境域，往往会对之发生误解，而认为其思想上是矛盾的，这是不对的。庄子主张“无用”，向往“以大瓠（hù）为樽而浮乎江湖”，“树大樗（chū）于无何有之乡而逍遥乎寝卧其下”的自在生活，但身处乱世之中，安得能避离战火，安得能无所困苦？在《山木》篇中，庄子只好提出了“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两可方法。并进而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zi），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这实际上是庄子对于处于乱世之中，在现实中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只得从心理上超越的一种办法。“无肯专为”，就是不偏执于任何一方，“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主宰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役使，即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主宰性，而不为世所“异化”。
再说“内”。“内”，即是庄子所主张的养生的方法。庄子首先肯定了“物养”的重要性。他说：“养性必先之以物”，即是肯定养护生命要以物质滋养为基础。但是，他又接着说：“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即认为除了用物质滋养身体外，还须有其他的办法。首先，庄子认为物养不可太过，而应顺应性情，不可极尽物欲，使欲望放纵驰骋不休。庄子看到了休养对身体的重要性。他说：“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其次，庄子也谈到了古代的养生术。他说：“吹呴（xǔ ）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但是庄子看重的是“养气”对养生的重要性。他说至人能“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的原因在于其能做到“纯气之守”，是“死生惊惧不入于其胸中”的结果。又认为许多病是心理所致，非是真病。庄子也主张“用志不分，乃鉴于神”对于养生的重要性。并对其养生之法有一段精彩的综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年矣，吾行未常衰!”可见庄子看到了“精、气、神”的专致对于养生的重要性。
2、心灵逍遥
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因为这是心灵得以逍遥的前提和基础。庄子哲学的核心是如何达到心灵上的自在逍遥。那么心灵如何在浑浊的乱世中保持安宁而获得自在的逍遥呢？庄子主要从心与身、心与物两个层面上探讨了心灵自由逍遥的途径。
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如前所述，庄子认为养身是养心的基础，故养身也是养心中的应有之意。为了逃避乱世，以免身心受到伤害，庄子拒不出仕，而宁愿过着贫苦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是不能逃避的，它往往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从而也伤害了人的心灵。对此，庄子则主张要“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主张把心灵的关注点放到内心道德的充实上来。《德充符》篇中就举了许多像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等这样形体残缺、相貌丑陋而心灵充实纯美的人。正因为这些人品德高尚，“才全而德不形”，所以，“丈夫与之处，思而不能去”，“妇人见之”，而“宁为夫子妾”，国君见之而委国相让，孔子见之而“将引天下人而从之”。这就是说，庄子认为，人的内在的精神魅力是远远大于外在的形貌美的，故他主张“游心乎德之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把关注点由外转为内。为了心灵的解脱，庄子也提出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思想。在庄子看来，“命”是人所不能抗拒的外在力量，人只有“安时而处顺”，以坦然的心态待之方可。庄子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要求人们在“命”的面前要做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乐生而恶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情和坦荡。对于人生不能超越的生死大限，庄子也有过多的论述。庄子是重视生命的，他反对“中道夭折”，而力求“尽其天年”，但是，在死亡面前，庄子也并非是一个保命主义者，他视“生死为一贯”，认为生死都是物之常情：“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对待死亡，庄子主张要“安时而处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重视生命，直面死亡，这正是庄子的生死观。对于处于乱世之中，“生”不如死的痛苦煎熬，庄子谓之为“倒悬”，面对这种生命现状，庄子只好“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把死亡视为对痛苦的生存的彻底的解脱。从总体上说，生死平等才是庄子的生死观。
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庄子高举弘扬心之主宰性的大旗，他呼吁“物物而不物于物”，把“丧心于物，失性于俗”的人，称之为“倒置之民”。庄子认为功名利禄、富贵寿考、连同天下、权位、知识等都是身外之物，而人应该在这些物的面前保持自我心灵的主宰性。庄子看到，在一个失去了秩序的乱世之中，人们失去了信仰，有的追求财富，有的追求功名，有的追求知识……但一切都失去了限制，人们在“追求”的同时，却伤害了自我的心性。人心失去了主宰，而外物反而成了人心的牵引，人沦落为物的奴隶，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这正是极端“异化”的“拜物教”。对物的需求虽满足了人的需要，但是过分的物欲却伤害了人的淳朴之心，也造成了人间社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样，就出现了“天下尽殉”的局面。对此，庄子深感痛心疾首：“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不载也。”这是庄子对纷乱社会中人们一个个心志凌乱、胸怀狡诈、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现象的反对，而并非对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反对。因此，庄子反对“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的治理天下的方式，而主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的无为而治；而且，庄子认为圣人是“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以天下为事”的，并不以治天下为重，真正的圣人都是得道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而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只不过是真正的圣人的“尘垢秕糠”。庄子也针对“百家争鸣、相互攻訏”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在庄子看来，天下诸子之间的争辩不仅无济于世事，却使“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使自己的身心受到了伤害。庄子主张“故举莛（tíng）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庄子主张从“道”的本原上去认识世界，安顿心灵。庄子“以道观物”的主张有两个层面：一是心灵对事物的认知层面，一是心灵的自我超越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融涵的。庄子认为，一旦人的心灵摆脱了世俗的困扰，摆脱了肉体的熬煎，摆脱了狭隘的偏见，摆脱了功名利禄的诱惑，超越了自我，而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物”的境界，就实现了心灵与道的融洽如一，就达到了最高的自由。在《逍遥游》里面，庄子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最高的心灵境界。在他看来，“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其欲往南冥而“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可谓是形象高大雄伟，壮志凌云，远非翱翔于蓬蒿之间的斥鷃所能相比拟，但是，他的“所行”，还需要依赖大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所以说大鹏仍是有所待的，而并非达到了真正的自由；“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已远远超出痴心于功名利禄的世俗之辈，但他仍是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是“犹有未树也”；超越世俗而能“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更超出宋荣子一层，但他仍须有待于风，未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而“无所待”的真人、至人、神人，才真正的达到了逍遥游。只有心中无功无名，忘却自我，才是真正的自由。庄子认为，不知“无用之大用”的世俗之人，乃是“有蓬之心也夫”，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追求，是庄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超拔，是庄子在乱世中能逸然独立，保持自己的独特人格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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